【致公党党史】第二章 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和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6—1949)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

一、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的准备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企图扑灭民主力量，继续维持其统治，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中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广大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包括海外爱国侨胞，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两个中国的命运》(1945年4月23日)、《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这两部论著，使一些进步人士对争取民族复兴的道路更加明确。同时，也给正在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有识之士指明了方向。

还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南方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与在重庆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1892——1970年)以及黄鼎臣(1901—1995年)、伍觉天等同志的交谈中，就曾向他们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对华侨爱国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陈其尤等同志在中共的帮助和引导下，以及从他们自身经历中深切地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致公党应该尽快恢复组织活动，联系海外华侨，参加国内革命斗争。于是他们就开始着手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筹备工作。

　　1946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同志先后由内地到达香港，与坚持在香港工作的原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和钟杰臣、严锡煊等汇合。他们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为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而工作。这几位同志在抗战时期曾分别支持和参加抗战工作，与中共和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对国共两党都有较深刻的体验，并把祖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可谓志同而道合。这时，一些被殖民者驱逐出境的、或由国内被迫逃亡的致公党员也陆续汇集香港，之后，他们又继续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又有了进一步认识。中共华南分局还介绍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加入致公党，协助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由于陈演生保存有海外致公党组织的通讯处和负责人名单，这就为联络海外致公党成员恢复致公党组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从1946年中到1947年4月间，陈其尤等同志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1)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由陈演生等负责以总部名义同海外各地组织联系，并征求各地组织对于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意见及要求。(2)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着手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3)自1946年7月后，即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公开发表文件，向社会表明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如7月6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了题为《致公党组织概况》的启事。《概况》申述了致公党的由来及其演变历史，肯定了致公党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军队国家化；尤主张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以和平方式协商，求得政治合理的解决”。《概况》还指出，总部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整顿健全党的组织，使党适应潮流与新局势要求的计划。《概况》发表后，得到各地致公党员和华侨的热烈拥护，以及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在国外许多致公党组织的领导人成立了‘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4)1946年冬，组建了以任洪为主任委员的致公党广州支部。支部成立不久，便受黄鼎臣的委托承担了为恢复中国致公党组织而起草新党章的任务。起草新党章的工作在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雷荣珂的指导下，由就读于该系的致公党员阮耀民(阮哲民)执笔。在新党章的起草过程中，曾通过中山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吸取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他一些民主党派的章程的精神，由黄鼎臣、伍觉天审阅定稿。

由于致公党是各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在香港公开举行代表大会的政党，因此各方都很关注。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始终都得到中共华南分局的支持和帮助。如原先起草的《中国致公党章程》中，对于土地问题的提法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连贯同志看后，建议写成“耕者有其田”。因为，抗战胜利后，华侨是用侨汇购置了一些土地；国内眷属也没有以剥削农民所得作为生活来源，这些华侨地主与其他地主应该有所区别。“耕者有其田”的提法既照顾到华侨、侨眷的感情，更体现致公党作为侨党的特点，从而更有利于团结海外侨胞。1947年5月5日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电文》是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第一个对外的文件。党内虽然有较高英文水平的人，但缺乏用英文写作此类政治文件的经验，经伍觉天通过连贯同志介绍《华商报》的萨空了先生帮助解决。其他重要的公开发表的文件，也得到《华商报》的帮助。

二、中国致公党对时局的看法

　　致公党在积极恢复组织活动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投入了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1945年10月10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斗争，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表示愿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可是“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政府于1946年6月至1947年初先后发动了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与美帝国主义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允许美军继续占驻中国。对此，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就国家重大政治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1946年11月2日，在国民党片面宣布召开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前夕，致公党发表了《致公党对时局意见》，提出应该按照“政协”决定，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其宪法草案应根据政协修改原则，由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起草全部条文，以备制宪的国民大会采用；指责执政党不顾政协决议，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种举措可能引起全国分裂之危险；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对华错误政策，立即撤出驻华美军，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一切物资援助，并声明致公党愿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

　　1947年2月27日，致公党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继续其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包办国民大会而造成的通货膨胀、金融动荡、商业凋蔽、民不聊生的状况，发表《中国致公党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刻取消“钦定”的伪宪法，立刻实施关于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四项诺言；立刻释放除汉奸外的一切政治犯，然后由国共双方协商全面停战，实现和平；扩大党派协商会议，遵循过去政协路线与精神，解决国是争端。《宣言》在谴责国民党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护侨政策，纵任各地侨胞的生命财产遭受当地政府之残害的同时，为广大海外华侨的利益奔走呼号。致公党在这一时期还一再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撤退所有驻华的军队及军事训练人员，在中国普遍的和平未实现前，各国不得再对中国政府或任何一政党进行经济援助，任何国家都要遵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约束。

　　致公党的上述活动，说明了中国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已经恢复并且成为民主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对美蒋势力是个重大冲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有力支持，同时也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从而为召开致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二节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香港、广州两地以及美国旧金山和马来亚派出的代表四十余人。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则委托在香港的成员参加。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中国致公党政纲》和《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大会通过的《党章》对致公党的建设作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指出：致公党“信仰民主主义”、“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概由普选制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党章》还规定了在必要时必须对党员绳之以纪律，对地方党部进行改组或全部解散。由此可见，致公党的指导思想已由旧民主主义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重大问题。

　　大会还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委员会)。执委会正式委员19人，候补委员6人。委员中以广东、香港、广西占多数，其次是马来亚、美国的旧金山、波士顿、加拿大的满地可（即蒙特利尔）。墨西哥、古巴、大溪地也都有中央执行委员。选举产生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杰臣、严锡煊、韩毓辉和伍觉天等9人组成，推选李济深(二十年代曾任洪门五圣山会办，地位在山主与副山主之间)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任秘书长，黄鼎臣任组训部长、雷荣珂任宣传部长、钟杰臣任财务部长、韩毓辉任代理侨务部长，严锡煊、伍觉天任组训部副部长。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二十多个分部。

　　当时，由于李济深正与国民党中几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派别商议组成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以致公党主席身份出现颇有不便，因此致公党的一切活动均由陈其尤出面。

　　为进一步发动致公党成员和海外侨胞投入国内的革命斗争，三大以后出版了《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1947年12月《公论》创刊号出版，其《发刊辞》说：“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多难，力求中国和平与民主之实现”，“为适应时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至诚，阐扬‘和平’与‘民主’之真义，出兹刊物的问世，藉以激励国人”，“取名‘公论’，是亦本‘万几决于公论’之意云尔”。

二、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国是问题的主张

　　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全面地反映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政纲》规定：致公党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奋斗目标。在政治上主张：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必须在普选的条件下，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为保障民主，国家政体采取民主集中制，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中央政府采取内阁制，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省为最高自治单位。在经济上提出：实行全国计划经济；人民有经营企业的自由，劳工利益受法律保护；反对国营事业的官僚化与私人企业的独占化；奖励侨胞向国内投资，并保障其合理利益；利用外资提高发展生产力，但必须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完整；计划发展轻重工业，配合农业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保障佃权，扩大农业贷款，严禁高利贷盘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政府大兴水利，奖励集体经营农业，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政纲》还主张设立侨务机构，实行护侨政策；运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国交涉，废除对我国侨胞的不平等法律，保护侨胞的权益；海外侨胞遭生命财产损失时，政府应向有关方面提出赔偿，并予以救济；帮助侨胞加强团结，加强侨胞与祖国的联系；鼓励侨胞向国内投资，予以最惠权益；奖励侨胞回国服务，奖励侨胞子女回国就学；增加侨胞国民代表名额，以扩大侨胞的参政权。此外，《政纲》还在财政、军队、外交、教育与文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了解决国是步骤：第一步，国共两党军队应即退回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发布前的原占地区；第二步，重新召开各党各派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步，由政协会议产生各党派平等联合的政府，以代替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三党联合政府；第四步，联合政府筹组国民大会，制定正式宪法，同时取消国、民、青三党所制之伪宪法；第五步，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真正民主的新政府，取消国、民、青三党联合政府；第六步，召集各地方民意机关大会，各自选举其政府。《宣言》着重指出：“中国所有一切重要问题，在政治未能实现真正民主之前，则毫无根本改善之方法；若政治果能真正实现民主化之后，则一切困难皆可迎刃而解”。因此，致公党《宣言》要“为中国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

　　大会通过的《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一系列罪行之后，号召广大侨胞认清国内形势，关心祖国命运，支持致公党“三大”所提出的主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与致公党一道“务使国民党之腐化独裁局面早日消灭，各党派联合民主政府迅速实现”。从而使祖国能日益富强，侨胞在国外地位也可大大提高。

　　大会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电文》指出：“现时中国民众皆认为美国是主要助长中国内战之责任者，若无美国支持反民主之国民政府对中国的民主势力作战，则和平与民主政治的中国，今日必已实现无疑”。文章呼吁杜鲁门“即时决计撤退所有驻在中国之美国军队及其他一切之军事人员，同时停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之所有物质援助，中国问题，应听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

三、中国致公党历史的重大转折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宣布致公党从此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此奋斗到底。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召开后，致公党便和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共同开展推翻美蒋反动统治的斗争。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政治上，大会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表明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脱离了旧轨道，上升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在组织上，重新登记党员，重新整顿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同时，吸收了一批非洪门人士入党，而且还选举他们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使致公党从上到下，都有了新的血液，使领导机构比较健全而有活力。这是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大”以后，致公党的历史方向发生根本的转折，开创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正如黄鼎臣所指出的：“这次代表大会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它是本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本党由一个没落时期的旧民主主义的政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

第三节 参加筹建新政协，迎接新中国诞生

一、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致公党“三大”的《政纲》、《宣言》和《告海外同胞书》在香港和海内外报刊刊登以后，又针对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丑态百出的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发表《反对南京伪选声明》，系统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祸国殃民的罪行，使广大党员和海外华侨看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为国家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反蒋反封建政权之奋斗，使真正能代表民意的联合政府，在短期内，即能建立起来”。

　　1947年10月10日，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性战略反攻之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提出了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界同胞，“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4月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又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5月2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以及郭沫若等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6月9日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这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宣言》指出：“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经达到最尖锐化，革命和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明确表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并断言“历史决定了独裁者将要走进自己掘好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宣言》还提到“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号召华侨同胞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同时，致公党中央执行部还函电美洲、南洋各地致公党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得到了普遍良好的反应，一致希望能“建立真正属于以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

　　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给李济深、陈其尤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复信，对“诸先生赞成敝党五月一日关于以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就召集民主党派代表进行协商的时间、地点征求大家意见。从这年8月开始，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 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战略决战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组织起系统防御。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声明，被迫宣布下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存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存他的所谓“法统”，保存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以此停止解放军的进攻，借谈判争取时间，重整军备，一旦时机成熟，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人民是继续不断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就此止步，保存国民党在江南的反动势力，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当时摆在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月6日，致公党在《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发表《中国致公党最近对时局之声明》立即响应，声明明确表示，“中国当前正是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决斗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势力要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决没有中间路线和妥协的余地”，“革命必须彻底进行”。

　　1月14日，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奋斗。毛泽东主席的声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1月22日，已经到达解放区的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郑重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认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地，亦绝不允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至此，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关系中的领导地位正式确定下来。

　　1月28日，致公党再一次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明知大势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为卷土重来之计”，“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民主和平”，“本党代表海外数十万华侨，伫望祖国和平统一，独立富强，自当同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到底，并盼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界同胞一致主张为幸”。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平攻势”的同时，对美帝国主义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和妄图干涉中国革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显示了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紧紧地站在一起，团结一致，革命统一战线十分巩固，这就使得美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力量而突然采取冒险行动，也使美帝国主义妄想收买一些民主人士建立既反蒋又反共的“中间”政府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三、 参与新政协的筹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致公党美洲总部负责人司徒美堂从上海抵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国是主张。10月18日，发表《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明确表示“今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对致公党“今能彻底整顿，奋发前进，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在他返美前夕为其饯行的宴会上，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泽东先生致敬，并表示真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1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司徒美堂，请他莅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信中说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先后进入解放区。1948年11月23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与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等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2月6日抵沈阳时，受到中共中央代表热烈欢迎。12月19日，陈其尤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向中共中央致敬，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在东北解放区，陈其尤在各地进行参观，目睹了解放区人民解放后的新气象，并对当地工业在“中共的正确领导及建设和苏联的技术帮助，规模是逐步现代化了，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展”，留下了深刻印象，表示“我深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国是可以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进步的工业国，新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到沈阳迎接民主党派人士入关。2月25日，陈其尤等从沈阳乘火车抵北平，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前门车站迎接。1949年3月，黄鼎臣奉命北上，进入解放区，同先期到达东北的陈其尤等人汇合，一道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等23个单位的134位代表。致公党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出席了筹备会。第三小组是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黄鼎臣参加了第三小组的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起草和讨论。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党派、团体、军队、区域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团结的人民盛会。在这个划时代的民主团结大会上，各民主党派以主人翁姿态欢欣鼓舞地参与共商国是。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参加会议。陈演生因留守香港致公党总部，未能出席会议，后通知伍觉天北上参加会议，也因香港总部工作繁重，决定留守香港，未能成行。司徒美堂作为华侨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大会通过了建国初期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9月24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着重阐述制定和贯彻上述文件的重要意义，并表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协助政府建设好祖国，是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相信“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到祖国来。”在这次会议上，致公党以党派名义递交了一份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致公党的陈其尤、陈演生和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陈其尤等致公党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

　　1949年春，致公党一方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另一方面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港、穗地区着重于会党工作，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1949年入夏以后，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帮助下致公党的广州工作集中在“防止破坏”。根据工厂工头多数是会党人的特点，致公党利用自身与会党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积极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参加他们的一些集会，谈时事，谈工人在新中国中的地位，介绍已经解放地区的工人如何在迎接解放中护矿、护厂的英勇事迹，积极鼓励他们努力保护好工厂设备，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为了保护人民资财不让敌人破坏，致公党发动自己的成员，利用各种关系和办法，开展保护人民财产工作。他们成功地策反了保安县的保安团，与当地游击队人民武装配合，保卫深圳车站，使致公党通过会党策动的火车司机把火车机车开过罗湖，避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左大炘 坚持在广州国民党中央银行的留守工作，团结银行职工，成功地保护了金库免遭敌人劫运。冯君锐利用自己担任国民党政府主管广东、广西五省汽车运输的西南运输处长的职务，使西南运输处在惠州的汽车和修理工厂完好无损，对于解放初繁忙的公路运输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伍觉天通过做民生公司几位负责人的工作，使民生公司在加拿大定造的航行内河、设备新颖的客轮全部留在香港，免遭国民党的征用；协助陈演生在香港接待海外洪门人士以及赴港寻找“反正”通道的旧军政人员，做好这些人的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