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于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成立。长期以来，致公党为争取祖国富强和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努力奋斗。抗日战争开始后，致公党继承并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号召党员投身抗日，发动华侨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在这个关键时刻，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做出了重要抉择。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从此，致公党从一个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政党，并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投身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1948年5月，致公党发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并号召广大海外侨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支持祖国的革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力量。1949年，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致公党的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25年10月10日，由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的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

发表告洪门全体书，宣布成立中国致公党。这次大会就是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华侨政党”的诞生

中国致公党的历史，是华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党的基础就是1832年成立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组织洪顺堂（后更名为金山致公堂）。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参加洪门组织之后，便对金山致公堂进行改组，刊布《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使洪门人士、华侨华人有长足之进步，致公堂组织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并为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孙中山曾称“华侨乃革命之母”。

19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由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改堂为党”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之后发布各项“训令”，重新登记党员，重新组织、颁布致公党各地组织机构名单，修订党章及制订党团暂行章程等。实际上，“二大”是对中国致公党的“重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致公党全党投入“勉励侨胞，捐资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以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用生命与热血发出气贯长虹的民族吼声。各地致公党分部、支部，广大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华侨华人积极响应，踊跃捐助，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南方局指路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积极向党外人士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战民主事业的理解与支持。

从1943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在与陈其尤等人的多次交谈中指出：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华侨爱国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中国致公党应该利用海外的关系和力量在华侨中间多做些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饱受蒋介石独裁专制政策和特务统治折磨的陈其尤,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与中共党员的长期接触中,对抗战胜利后,致公党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和如何改组、发展等问题,开始进行认真的思考。

重建致公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号召海外侨胞参与抗战救国。经过抗战的洗礼，侨胞普遍提高了觉悟，切盼祖国繁荣强大，以免再受列强的欺凌。同时，希望有一个能够代表华侨利益的政党，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这就是当时致公党人重建致公党的思想基础。

1947年2月1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发出召开“三大”的通告：“为适应当前国内外趋势，本党须赶紧检讨已往工作决定今后方针，加强组织配合潮流应得与民主阵线各友党并肩共进以尽建国职责。”

1946年5月1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陈其尤、陈演生等主持下正式恢复了工作。由于许多致公党党员都是同乡，又是长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对改组重建致公党表示积极热情，在中共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帮助下为致公党“三大”的顺利召开全力以赴。

海外统战工作是中共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十分重视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国致公党作为“侨党”，在其“重建”“改组”工作中，肩负着团结侨胞，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协助做好海外华侨统战工作的使命。

1946年5月，中国致公党重建工作，除了中共的支持与帮助，更需要广泛团结海外侨胞、海外洪门人士，并积极联络海外原有的致公党组织和党员，因此“团结与协调”成为恢复、重建组织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委派干事会成员到美洲及其他区域，走访联络原为中国致公党的地方组织及党员，宣传重建中国致公党之计划，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经过陈其尤、黄鼎臣、陈演生等人深入、细致的工作和研究后，中国致公党在重建工作中，排除各种阻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将赞同中国致公党政纲、党章的华侨，洪门人士中的一批精英吸收到中国致公党组织。

从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整整一年，陈其尤等在香港为重建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1)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严锡煊、黄鼎臣、伍觉天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2)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着手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3)自1946年7月后，即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公开发表文件，向社会表明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当时比较重要的是：《致公党组织概况》《致公党对时局意见》《致公党对时局宣言》《中国致公党声明》。这些文件充分表明致公党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为致公党“三大”的召开，奠定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基础。

1947年5月1日至10日，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到会40多人。会场就在香港跑马地严锡煊的家里。会议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中央委员会)，执委会常委9人。推选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任秘书长，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3个总支部及20多个分部。

1947年5月12日中国致公党通告第5号。

共同的宣言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宣言，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得到各界的支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爱国进步人士、海外华侨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的第二天，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聚集在李济深（时任民革中央主席）家讨论座谈，致公党副主席陈其尤也参加会议。会上，陈其尤发言：“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5日，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与其他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及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联合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部还函电美洲、南洋各地致公党党组织：“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得到了普遍良好的反响。海外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华侨一致希望能“建立真正属于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

为了表达海外侨胞诉求，致公党中央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明确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宣言还回顾了广大海外华侨对屡次革命的贡献，同时强调：“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在明天新中国的建设中，也少不了他们。致公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完全同意中共这次号召。”宣言号召华侨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项政策”。

中国致公党发表的《宣言》，表明了中国致公党由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合作变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由信奉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承认新民主主义为建设新中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从一个为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政党。从此，中国致公党真正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坚定的成员。

8月1日，毛泽东复电对“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就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进行协商的时机、地点征求大家意见。

“华侨政党”的代表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中国致公党中央选派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出席新政协筹备会。1948年秋，陈其尤化装成商人于11月23日与马叙伦、郭沫若等人抵达沈阳并辗转至解放区。

陈其尤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旧民主主义时期,他投身反清革命,在辛亥革命中积极有为。1941年在重庆期间,陈其尤广泛接触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逐渐倾向革命。尤为可贵的是陈其尤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1946年陈其尤回到香港，在中共南方局方方、连贯等领导下，与黄鼎臣、陈演生等一起勇敢地承担了重建中国致公党的历史重任。

与陈其尤同乡的黄鼎臣青年时致力于“医学救国”，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位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坚强战士。他为中国的前途、为民族解放运动奔走呼号，殚精竭虑。1946年4月下旬，黄鼎臣应陈其尤的邀请，到香港出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在会上黄鼎臣强调：“中国致公党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爱国华侨政党，应该充分发挥华侨政党的作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声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他的发言得到了中央干事会成员的一致赞同。会后，黄鼎臣经陈其尤介绍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同年参加的还有伍觉天，共同帮助改组中国致公党。此举对促成改组重建后的中国致公党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雷荣珂，早年留学日本，1946年经由黄鼎臣介绍加入中国致公党。致公党“三大”任中国致公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长，并受致公党中央指派，主编致公党刊物《公论》，公开谴责蒋介石，号召海外爱国侨胞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1948年冬，雷荣珂由广州乘船起程，经香港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并在大会秘书组工作。

官文森出生于马来亚，清末加入了洪门致公堂，不久又参加同盟会,1913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官文森任中华革命党雪兰莪分部部长。抗战胜利，官文森回到吉隆坡，1947年加入中国致公党，任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致公党驻马来西亚总支部主任委员。他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8年曾发表宣言，拥护陈嘉庚的爱国通电，并任在吉隆坡召开的“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大会”的主席。1949年6月15日，他代表中国致公党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

严希纯1897年生，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严希纯有着许多特殊的身份，1940年开始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工作，并以重庆工业合作协会专员、工程师名义，从事党的经济工作和进行抗日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转赴香港；1946年在香港帮助九三学社成立，并被选为理事；1947年7月，民主建国总会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根据形势需要为开拓海外工作，严希纯被派参与筹备民建香港分会的工作（后改成“港九分会”）。中国致公党的恢复、重建工作期间，严希纯经由南方局香港分局领导人许涤新介绍加入致公党组织并协助中国致公党开展工作。

1949年，中国致公党选派的五位代表，各自从香港起程，由不同方向前往北京。

迈进“新政协”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代表中国致公党相继抵达北京出席新政协筹备会。

新政协筹备会在常委会领导下成立六个小组，分别进行以下工作：第一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第二组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组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陈其尤参加筹备会第一组和第四组工作，黄鼎臣参加第三和第五组工作，雷荣珂参加第二组工作。致公党的政协代表们在会议上，尤其在制定共同纲领有关华侨政策部分时，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同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此次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三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政协领导机构，制订了国旗，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陈演生，1875年生，广东海丰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倾心反清革命，参加反袁、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1920年后在香港、美洲经营企业，1931年参加中国致公党的重组工作，并在香港负责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的工作，1946年参加筹备致公党“三大”，并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兼秘书长。

1949年9月21日，陈其尤作为致公党首席代表在政协大会上发言，表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来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这是我国各民主党派公开宣布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重要标志，也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篇章。

1949年底，中国致公党总部从香港迁至广州，1950年1月7日，陈其尤在《南方日报》撰文写道：“本党要接受中共及毛主席的领导，因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共所领导的，这是正确的方向。我们要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纲领，为它的实现而奋斗。”

致公党在中共引导、帮助下，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努力。今天中国致公党作为参政党，更要继承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传统，围绕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全面推进高素质参政党建设，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充分发挥“侨”“海”优势，汇聚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王起鹍，中国致公党海外联谊工作委员会委员）